汪丁丁：大国为何无以师小国

　　【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这是中国古人实践智慧的一项遗产。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庄子集释》卷六下《外篇·秋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自1980年代后期至今（尤其李光耀逝世之后），多次被鼓吹推荐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试图成为“大国之师”。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写给中国的咨询报告就已充分注意到大国与小国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差异。我清楚记得，这份报告的附录，以“钱纳利-仙昆”大国模型这一醒目标题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传阅。“大国模型”的思想渊源，我认为可追溯至杨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以及剑桥的“凯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奥斯丁（Austin Robinson，或者，(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1897-1993）——奥斯丁1960年主编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讨“大国的发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这套文集收录的是1957年国际经济学会32名参会者在里斯本关于“国家福利与国家规模之间关系”的讨论文章，而且，一位重要的书评作者科尔（晚年定居英国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引述了与会者们的感慨：“对于这一重要议题，他们发现，找不到任何更早的足以引证的文献”（Leopold Kohr，1961，“book review: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by Austin Robinson”《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5，no. 1，pp. 78-81）。事实上，科尔认为他自己1941年的作品和西蒙斯1948年的著作《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都是与会者们可以引证的先期文献。也是在科尔思想的影响下，舒马赫鼓吹“小的就是美的”。关于科尔推动的这一思潮，读者可参阅 Leopold Kohr，1941，“disunion now: a plea for a society based upon small autonomous unit”《American Weekly Magazine》，reprinted as，“Leopold Kohr on the Desirable Scale of Stat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8，no. 4（December 1992），pp. 745-750；以及他1957年发表的引发了更多争议的著作《the Breakdown of N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