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件到法规：地方治理的法治转型

　　【财新网】（专栏作家 田成有）赋予设区的市拥有立法权，其意义不仅代表了地方自主权的增强，地方事务自主空间的拓展，意味着中央和省级在部分事务控制上的相对松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立法的方式，通过法治化的手段，将地方决策纳入法治化治理的制度框架，替代“红头文件”作为地方治理的惯性，限缩、改变地方决策的随意性、任意性，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治理转型：即法治思维方式的养成，地方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的提高。

　　说到治理，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是分散的、非系统的，缺乏制度化、体系化安排，以人治和行政化、强制性为主要特征，以运动、活动、会议为主要载体进行管理和控制，治理的手段或方式充满着专断、恣意、多变和神秘。建国以来，“法律制度被当作封建落后产物，长期受到忽视，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的社会管理主要不是依靠法律进行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党和政府的‘红头文件’实现统治和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