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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和法国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同路径

2015年11月25日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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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改良还是继续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选择。100多年前的历史,似乎说明以稳定渐进、全民参与的方式来改革社会制度的、具有英美特色的发展道路,更加有益于社会的良性进步

  【财新网】(专栏作家 吴谦立)前文讨论的美国司法改革多少是受了当时“境外思潮”的影响。1840年代,欧洲也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1831年初,给欧洲带来深刻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里昂工人就掀起一场以要求提高工资为诉求的运动,他们多次举行集会、请愿、游行。工人们抗议示威,与军警发生冲突,随之转为自发的武装起义。1834年4月9日里昂再度爆发丝织工人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逮捕并审判罢工领袖,还发布禁止工人结社集会的法令。这次起义就不再仅仅提出经济要求,而是进一步提出要废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政体的口号,起义者在旗帜上写的话充满了法国式的豪情:“我们为之斗争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1830年登上王位的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支持银行业以及与银行业有关的铁路、土地等大资产拥有者,而工业部门则不受他的待见,普通的中产阶级以及劳工阶层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当时全法国只有百分之一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持有投票权。

  法国的中产阶级和新闻出版界对于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of 1832)的通过充满了羡慕和兴趣,因为它明确赋予中产阶级投票权。受到英国宪章运动的影响,1832年法国中产阶级开始出现要求扩大投票权的呼声。另一方面,虽然法国工人的收入略好于英国工人,但是一旦失业就会沦落为无产阶级。随着工人丢失工作,物价上涨,人们开始指责政府腐败。然而,菲利浦对此不仅充耳不闻,而且连中产阶级为规避法律禁止的政治集会,而以宴会形式合法举行的集资活动(campaign of banquets),也因为“妄议中央”被明令取缔,社会不满逐步演变成暴力革命。

  1848年2月22日,巴黎民众走向街头,高呼“改革万岁(long live the reform)”的口号,要求总理、外交部长下台,并且当即在街头筑起堡垒和政府军队展开战斗。第二天,当民众听说总理辞职的消息,他们立即涌向外交部,场面迅速失控,造成50多人死亡。于是,整个巴黎城成为战场,愤怒的人们开始攻打王宫,国王菲利浦放弃王位逃往英国。

  三天后,自由派组成临时政府,宣告第二共和国诞生,并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式”地一举实现理想社会:立即实行全民投票权(universal suffrage) --虽然仅限于男性;全面开展失业救济以保障法国公民的“工作权利(right to work)”。不过,鼓舞人心的理想虽然高大上,现实却相当骨感:到了五月,尽管政府不顾实际需求地创造出就业机会,雇佣了10万工人负责修路、种树,并且按时支付报酬,失业问题却仍然形势严峻。

  五月底,15000名依然没有工作的人发动骚乱,法国社会的保守派迅疾抓住机会,组织起来反对临时政府,呼吁“维稳”。临时政府的对策则是对于经济加强领导,以保障更加平等的资源分配,其结果却是全国各地的失业者进城,巴黎人口迅速膨胀。为了支付这些新增支出,临时政府不得不追加土地税收,从而在选举中失去了小农场主和农民的支持。激进改革者觉得选举中的失败乃是革命运动出现低潮的标志,于是他们强烈要求政府“领导世界革命”,在国际间发动一场民主运动,帮助波兰等国实现民族解放。

  就在政府和激进派争执之际,普通民众感觉民主共和正在流失,因此占领制宪议会,宣告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随即被镇压下去。保守势力趁势迫使政府关闭失业救济项目,却又遇到巴黎工人的抗议。于是,17万巴黎市民再次涌上街头筑起堡垒,与政府军队展开战斗,史称“六月革命(June days uprising)”。到了这个时候,第二共和政府四个月前成立时的理想已经不复存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实际上已经结束,法国政治迅速右转。随着新宪法的颁布,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国会也充满了正统王朝派(Legitimist)和奥尔良派(Orleanist)君主制主义者,第二共和国逐步走向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也成为拿破仑三世。一场充满理想的革命,造成的结果却是法国式的“张勋复辟”。

  在欧洲大陆穷人和下层中产阶级拿起刀剑起来斗争的同时,他们的许多领导人也拿起笔写下了超过20部新宪法。一些美国人由此受到鼓舞,民主党人就为欧洲革命遵循“人民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的原则而欢呼,并且成功地在一些州的新宪法中力图彰显出同样的原则。不过美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动辄豪情万丈,喊出激动人心的新口号,却有许多怀疑者抱怨民众被“人民的权利(people’s right)”——欧洲革命时时引用的这种貌似无所不能、实际却毫无意义的词汇所蛊惑。他们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已经被吹捧得太高,以至成为公众良心的神秘而绝对可靠的载体。至于要像欧洲人那样“满街红绿走旌旗”般动刀动枪,在砸烂旧世界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美国人更是感到害怕。因此,他们只是拿起鹅毛笔修改各州自己的宪法,试图在现有的制度上面修修补补,满足于当个糊裱匠。

  1848年欧洲的革命有他们的各种理论,其中对后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相对而言,1848年美国革命的宣言,则是塞缪尔•梅达里(Samuel Medary)编辑出版的《新宪法(The New Constitution)》文集,可以称之为美国版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宣言(The Libertarian Manifesto)》。《新宪法》虽然时时评论欧洲革命,有时也翻印其他文章里面的社会主义者亲劳工(pro-labor)的观点,每一卷都充满着“人民受到太多的管制”“只要给我们少一些法律以及一个简单的政府,人民就会富足、快乐、心满意足”等论调,但是它更多地还是走比较温和的路线,从反立法、反监管(anti-legislature,anti-regulation)的角度传递一个更加简单的亲民主、反独裁的信息。上文提到,当时的改革一度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以致美国整个国家能否生存下去都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但是《新宪法》还是把当时发生的这些“骚乱、混乱和暴力(riot,confusion and violent contention)”和欧洲发生的战争进行对比,骄傲地称之为这是一个“通过投票箱的革命,而其他国家则是通过刀剑在努力挣扎地实现这个革命(through the ballot box, what other nations and States are struggling to accomplish with the sword”。

  梅达里和他的作者们虽然都是民粹主义(populist)的民主党人,但是他们的路线还是相对温和保守,只是追求更有力的法庭和司法复审而已。“司法独立”是贯穿《新宪法》所有文章的一个口号,但目标只是独立于已经腐败的立法机构。虽然他们也高呼“权力永远都在劫众济寡(power is always stealing from the many to the few)”这样煽动性的口号,但他们也明白表示这里的“权力”仅仅是指立法权力。

  多年前,我在写作《公司治理》一书时,曾经引用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关于法制建设的论文,那里面把世界各国按照法律制度划成不同的类别,结果发现把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比较,平均而言,采用法国法律体系的国家比仿照英国普通法的国家有更多的政府管制,对于产权保护得少一些,政府不仅更加腐败,效率也更加低下,甚至政治自由度也更少一些。老施对于为何如此划分做了解释,最近几年又不断沿着这个思路做了一些理论性的研究。按照老施的说法,英法各自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础早在12世纪就已经形成,彼时宗教改革还没有出现,英法同属罗马天主教体系,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但他在解释英法两国法律体系起源上的差别时,我总觉得其理论模型的假设前提多少还是带有特定而勉强的痕迹,而且他的模型也许能够勉强解释英法之间的区别,但是要用来解释几千年以前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就只会适得其反了。也许这个议题需要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不断探讨下去,最终大概也只能模糊地归结为文化、习惯上的区别。

  不管老施的划分方法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英、法两国在面对政治社会问题时确实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虽然同处欧洲,美国的堂兄弟英国当时也发生过同样大规模的全国性工人运动,英国工人同样提出许多政治诉求——其实当时不仅工人阶级不满,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上下各个阶层也有一场“英国往何处去”式的争论。然而英国的宪章运动走的路线却与欧洲大陆完全不同,而是更像美国的司法改革那样相对比较温和,坚持在已有的宪政框架下体制内外的人士互相结合,社会各界人士咸于维新,其目的在于更多地追求对于已有体制进行改良,而不是全盘革命。

  1832年改革法案在英国国会通过后,只要每年支付10英镑,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可以获得公民权,这样中产阶级得到了一定的安抚,但是劳工阶级却感到被欺骗了,因为该法案明显地仍然只是保护资产拥有者,而忽略了他们。他们认为要获取应有的政治权利,只有通过自己的政治组织才能解决。于是,劳工组织在英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1837年,六位国会议员和六位劳工领袖组成一个委员会,提出了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劳工阶层必须有权利参与投票、有权利参与下议院选举等。这些主张最终成为请愿书,获得130万人签名,于1839年正式提交给下议院。随着下议院否决听取该请愿,英国各地工人开始组织罢工,虽然一度也出现局部地区短暂的暴力骚乱,但是很快就被平息下去。

  1842年,第二次请愿书获得超过300万人的签名,但是再度遭到国会拒绝。在随后的各地工人罢工中,劳工组织不仅提出要恢复经济危机前的工资水平,也进一步提出实现“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政治诉求。虽然政府逮捕了一些人士,但是劳工团体还是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行事,为了帮助劳工阶层能够依照当时的法律要求获得投票资格,运动领导人发起成立了宪章主义者合作土地公司(Chratist Cooperative Land Company),让普通劳工也可以通过拥有该公司股权而间接获得土地拥有权,从而获得合法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同时,劳工阶层也推出候选人参加国会选举,而且居然还有人成功当选了。也有许多候选人以另一种方式平和地抗争,在参加公开竞选活动后故意退出,以凸显当时选举制度的非民主本质。

  由于知识分子的参与,英国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了自己的理论工联主义,只不过这种理论同样带着强烈的温和色彩。工联主义借鉴李嘉图的经济学说,由此发展出劳动创造价值理论,指出劳工在生产中未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乃是因为资本家夺走了剩余价值。在这个理论下面,劳工有权组成自己的工会夺回自己努力工作应得的报酬。但是,这个理论也认为资本同样能够创造财富,因此资本家以及管理者同样应该获得自己的报酬,只不过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应该独立于其他阶级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

  1848年,在欧洲大陆革命风暴的影响下,英国的宪章运动再度兴起。这一次的全国请愿书里面充分体现了工联主义的主张,它明确地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享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伦敦等各个大中城市的工人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政府方面也一度调集了大量武力以防不测,但是运动还是在伦敦得以和平进行,只是请愿书再次被否决。

  就在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然而却似乎墙内开花墙外香,它对于欧洲大陆、乃至后来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出生地英国。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之一琼斯(Ernest Charles Jones)是宪章运动陷入低潮时期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他的作为给宪章运动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他曾经为了宣传新纲领,于1851年5月创办了《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周刊,并且邀请马克思主编该刊物的经济专栏,这一刊物也发表了马克思《论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等文章。但即使是像琼斯这样与马克思颇有私交的人,在运动走向低潮时也拒绝了马克思的建议,而是重操律师旧业,同时坚持继续写作以纸笔作为斗争工具,并且努力竞选国会议员。

  宪章运动刚兴起时,一度被英国上层社会看作可能危及社会安定的怪物。但是1848年后宪章运动逐步出现派别化,其政治主张慢慢也不再那么激烈。这之后的30多年,英国工人不再那么热衷于激烈的阶级斗争观念,但仍然参加政治集会,甚至加入不同的政党,继续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争取自己的权利。宪章运动提出的大部分政治诉求最终还是逐步得以实现:1867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 of 1867)赋予了城市劳工的投票选举权,1872年英国开始实行不记名投票,而全民投票权也在1918年最终实现。

  另一方面,19 世纪中叶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850 年到1875 年的25 年间,铁路增加了1 倍半,年钢产量增至70万吨,煤炭与生铁的产量也翻了一番。在制造业方面,英国更是当时的“世界工厂”,独霸全球市场,让其他工业国无法望其项背。经济的发展使得工人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同时期棉纺织行业的工人报酬就增加了60%以上。可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革命不彻底性”也可以成为在国家不至于过分动荡的前提下实现变革的必要条件。

  法国人了解英国发生的宪章运动,对于法国发生的种种革命行为以及喊出的带有高尚理想的口号,英国人同样完全知道。事实上,也许是因为很久以前,英格兰曾经被诺曼底人统治过,英国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对法国抱有浓厚兴趣 ——一直到现在对法国的一切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嘲笑的机会。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人追求自由的过程起伏跌宕,从短暂的立宪君主制到雅各宾恐怖专政,从共和国到帝国,在法国人看来也许充满了波澜壮阔的美感,但是身处海峡对面的英国人,不仅仍然坚持自己的自由观,而且反过来质疑法国人能真地由此获得自由吗?在与法国比较之后,英国人更加强化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对于本国的宪政成就更加自豪,“庆幸自己比任何外国人,尤其是可怜的法国人有更好的政治能力”。

  而美国人虽然当初为实现“美独”而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努力挣脱英格兰的怀抱,但是毕竟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照样与欧洲1848年的许多革命者存在许多差别:美国革命者们大都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财政上的保守主义者。1800年到1830年的州宪法会议上面,扩大选举权以及立法机构席次的重新分配是最重要的议题;1840年代的宪法会议上面,重点则转向为限制立法权以及约束政府,但从未有人呼吁过要实行“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全盘革命。

  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继续改良,这是法国和英美选择的两条不同道路。100多年前的历史,似乎说明以稳定渐进、全民参与的方式来改革社会制度的、具有英美特色的发展道路,更加有益于社会的良性进步。

  当然,要选择这条道路,其前提是人们认可、遵守社会既定的游戏规则。如果政府完全失去民众的信任,即使它采取善意的政策,都有可能成为它垮台的导火索。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作者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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