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快速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作用

　　文 ∣ 曼库尔· 奥尔森

　　一

　　包括某些著名学者和重要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人都默默假定或公开指出，经济增长会带来政治的稳定，甚至建立和平的民主体制。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关系到“共产主义赖以滋生的欲望和动荡环境”；经济的进步“可以形成阻碍国际共产主义扩张的防波堤”。近来，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在讨论革命话题的名著中把最激进的革命极端主义归咎于贫困。

　　这类观点业已对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产生了影响，对外经济援助经常被视为“对走向民主世界的有秩序的政治演化及和平的投资”。例如，在一份呈交国会的总统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就为申请对外援助资金辩解说，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面临被共产主义颠覆的巨大危险，除非它们有希望实现显著的经济发展”。某些资深学者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无不声名显赫，几乎聚齐了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美国学者中的所有名人。他们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导性的报告，后来以《新兴国家》为书名出版。该报告提出，美国应该把大多数对外援助投向那些正处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国家，还没有为这个快速增长阶段做好准备的国家则只能得到少量援助，主要形式是技术支援。在援助配置方面采取倾斜主义的理由是，把一定数量的援助集中投向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将会带来更快的增长。这种政策考虑并非基于直接的人道主义理由，而是服务于美国的长期政治利益，特别是同苏联的冷战。虽然至少有部分经济发展领域的学者拒绝接受对政治稳定的“简单的唯物主义”解释，但他们的政策建议中依然明显保留了如下假定，即维持某些欠发达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是美国在同苏联的冷战中让“外交政策行之有效”的关键。同时，许多共产主义者也认同这一理念，也就是说贫困是革命的前奏，他们说，穷人“能失去的只是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