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 王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经常见到大家为了当下的“反腐”需要，努力发掘中国的“历史资源”来作为教材和镜鉴，其中包括：以历代发达的廉政监察制度为代表的“吏治”举措、以哲理警句耳提面命官吏应该勤政爱民的“官箴文化”、以历史教训告诫后人力戒贪腐骄奢的“史鉴文化”、以包公海瑞等故事为代表的“清官文化”……如此大规模发掘梳理之下，当然越能显出中国政治史的深厚积淀。
不过，我们在对这些历史资源抱以“同情的理解”时，是否还应该想到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从《尚书》中《酒诰》、《康诰》等开始，直到后来唐代《贞观政要》、宋代《册府元龟·宪官》（明确提出监察制度的职责在于对官僚体制“刺捡凶慝，枰正违缪”）、明代《帝鉴图说》（用通俗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以教育皇帝应该勤政爱民）等等，这些三千多年里告诫统治者应该约束自己、力戒贪腐、爱民如子的“廉政经典”，真是汗牛充栋；人们更竭力奖掖和彰显官场中廉洁者的人格、希望以道德之力来遏制腐败之风，如此努力使清官故事家喻户晓。但是，为什么付出这么多的这些努力之后，还是使每一王朝的结局不能幸免于“贪污之遍郡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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