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逻辑

　　【财新网】（专栏作家 柴麒敏）中美两个发展中和发达世界的大国共同宣布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高政治决心，气候变化在继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后再一次频频出现在中文媒体上。

　　但似乎气候变化从一开始就是个舶来品，1938年全球温室效应的发现者Guy Stewart Callendar是个英国人，1958年著名的基林曲线的观测者Charles David Keeling是个美国人，奠定人类活动环境罪恶道德评判的1962年《寂静的春天》作者Rachel Louise Carson也是个美国人，反思西方经济学核心价值观的罗马俱乐部第一部报告1972年《增长的极限》作者也是一群西方人，2007年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并因气候变化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Albert Arnold Gore是美国前副总统，即使是我们国内的专家在表达或解释碳强度、峰值目标时所采用的名词、理论、模型和情景方法学几乎都是“拿来的”，显得总不那么自信。